我们现在正站在科技革命的边缘，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而由克劳斯•施瓦布教授提出的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成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

由于担任过财政大臣、央行行长和投资银行家这三个职位，我想借助达沃斯年会上的讨论内容，就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做出一些试探性结论。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数码、连通性、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方面正在发生的科技变化，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广泛的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颠覆性的。根据哈佛大学Carl Benedikt Frey和 Michael Osborne的预测，发达经济中不久会有40%-50%的工作要么转型，要么消失。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我来举个具体的例子。过去的五年里，北欧地区的银行大约每年削减5%的工作职位。如果这种趋势在未来五年得以保持的话，那么职位总削减量将接近40%。但我们也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北欧银行仍是欧洲所有银行中净资产收益率（ROE）最高的银行之一。

劳动力市场上人员流动率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灵活性的需求也随之而涨。因此，各国必须顺应潮流，将劳力资源从之前的合同签约形式中解放出来，转换成新式扩张型资源。这样不仅能降低失业率，还能促进潜在发展，因此，哪国做的更快、更好，谁就更有优势。

在劳动力市场中预示同样趋势的还有其他例子。经济大衰退后的复苏时期，美国和英国新增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它们并不属于传统类全职工作，也不提供全套社会福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自谋职业、短期合同类工作、季节工和非全日制工作。其隐喻便是：工作保障将不再是重点。

工作越少，税越少

从财政政策上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暗含深意。如果机器人和数码技术正在颠覆就业的话，税收也会受影响。如果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被电脑和机器代替，那么以后政府征收劳动所得税的能力将会下降。并且由于失业和GDP降低的影响，税收社会成本很有可能增加。税收容易让步于低收入，并因对社会产生消极副作用而显得更加昂贵。

增值税（VAT）和零售销售的数字化能强化税收的消极含义。今年，瑞典近1/3的圣诞节采购都为网购。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早就把他们1/4-1/3 的收入都花在了网上。瑞典是个领跑者（和人口是它6倍的法国相比，瑞典的数字化市场从绝对价值计算上完胜法国），但其他国家也开始追它了。

从中期角度来看，增值税收入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商品可以自由流通，很多网上服务也在力争获取使用电子产品的权利（运动、色情、赌博方面的消费似乎并未受到道德规范和数字时代税收管辖权的阻碍）。长期下去，税务迁移将必定为这个全球化世界带来风险。税收的标准经济理论阐明，劳动税收楔子是所得税、社会费用和增值税的结合体。

科技vs教育

财政政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正在对政府开支施加压力。显而易见，要想应对科技的颠覆式发展，决策者应加大对教育和再教育的投资。正如诺贝尔获得者Robert Solow所说，数字时代就是一场科技与教育的赛跑。

科技变化也意味着收入的重新分配，这是人们对政府开支施加压力的另一个原因。科技对工作的干扰将严重损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字时代也只会培养出“新科技”百万赢家。“教授和专家能悠闲地一直工作到70岁”这个现象，也说明了养老金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不均衡。

要想抗衡这种不公平，在儿童教育和早期教育上增加支出是方法之一。不以经济实力为有色眼镜，平等提供医疗保健和老人护理服务是方法之二。同样，政府也要承担更大的公共支出压力。

然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税收的腐蚀，增加支出的需求，它们与财政政策应有的长期可持续性特点完全不符。

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在欧洲，提前退休、疾病补助、失业补贴和劳动力市场项目消耗了整个公共支出的1/4-1/3费用。在许多欧洲国家，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既没工作，也没在上学或者接受培训。在意大利15岁到24岁的群体中， 20%的人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在西班牙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是18%和15%。

精简社会保障体系

受到难民危机的影响，欧洲的福利体系反而越来越不稳固。2014到2020年，瑞典，一个拥有550万劳动人口的国家，可能会接受约50万的难民和移民。

现今，他们很多都被困在公共项目中绕不出来，一绕就是十几年，这些项目包括语言培训课程、成人高中（komvux）、产假（为了跟随父母迁移的孩子）、福利助理、住房补贴和劳动力市场项目。失业人员还能全国到处找工作和职位，移民就只能被困在乡村，守着一个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在不同的福利项目中来回游荡。

精简社会保障体系，增大教育、儿童保育和培训类支出，更不用提降低劳动税收，这些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的政策性指示。